随着中国新一代“海归”群体的身影日渐清晰，在中国近现代政坛曾经叱咤风云的老留学生群体正在进入历史。

　　沿着时间的长河回溯，百年中国近现代史，可谓是一部“海归”从政甚至一度是“海归”治国的历史。

　　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留学生是1847年进入美国耶鲁大学的容闳。学成回中国多年后，他和晚清重臣曾国藩、李鸿章共同促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代留学生—— “留美幼童”的美国之行。

　　1872年8月11日，大清国第一批留美幼童从上海乘船跨越太平洋，在美国旧金山登陆，然后乘坐刚刚贯通北美大陆的蒸汽火车，到达美国东部的新英格兰，开始了计划长达15年的留学生活。

　　民国首任总理是“留美幼童”

　　在美国新英格兰工业重镇的机器声和马克·吐温小说的陪伴下，中国幼童学习生活了8年。未料政治气候突变，由于惧怕留美幼童“离经叛道”，老朽的清王朝突然终止了他们的留学生活。1881年，最后一批留美幼童在外套纽扣眼里系上告别的黑白绳线，乘船离开了北美大陆。

　　晚清政坛的风云变幻改变着这批“海归”的命运。饱受欧风美雨洗礼的他们在二十世纪初期纷纷成为清廷重臣，成为中国矿业、铁路业、电报业的先驱。他们中出现了清华大学、北洋大学最早的校长，中国最早的一批外交官，以及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

　　当第一批留美幼童尚在异国时，清王朝在1877年又派出第二批海军留学生近百人分赴欧洲各国学习。这批学子中的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黄建勋等人在回中国后成为北洋海军将领，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黄海海战中壮烈殉国。

　　“日俄”留学生成清廷掘墓人

　　大门一经打开，就再也无法关上。从此，一代代留学生在各种政治力量的较量斗争中走出国门又走入国门，成为古老王国的新鲜血液，改变着中国的历史命运。

　　进入20世纪后，走向历史终结的清王朝将“变革图强”的方向又转向一水之隔的日本。在官府的鼓励下，官费、公费、自费留学日本走向高潮，在10年中，第三批留学群体“留日”学生总数达到空前庞大的5万人，并从此开创了留学生的另一个派别：“日俄”派。他们中相当多的人回到中国后，以激进浪漫的姿态开始了革命生涯。

　　发起留日潮的清王朝为自己培养了掘墓人。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成立同盟会，胡汉民、黄兴、宋教仁、蔡元培、廖仲恺等留日学生成为骨干，他们成了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

　　初期的中华民国完全是“海归”主政的历史。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组建的临时内阁中，“海归”在9个部的18名部长、副部长中占了15个席位。

　　值得关注的还有另一组数字：从1912年至1928年，北洋政府先后更换了32届内阁，历任国务总理和内阁阁员中分别有四成和五成为留学出身，而20年代中的24任外交部长，几乎全为欧美的“海归”。

　　国共两党要人多有留学经历

　　从1909年开始，第四批留学生“庚款留美生”重新回到了留美幼童学习过的地方，这批留学生中的许多人成为中国的现代科学事业的奠基人和学术栋梁。

　　国民政府时期，留学欧美、日本的留学生归国后多服务于外交界。北京的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海归时代》一书中写道：1935年版《中国外交年鉴》曾记载，当时外交部86名重要职员中，留学生出身的有73人。1948年出版的《中国当代名人传》共收录198名国民党军政要人，有留学经历的占了88位，民国时期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长也多为归国留学生担任。

　　20世纪初至20年代的第五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群体和第六批留苏学生群体，直接领导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成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在全国取得胜利的支柱力量。

　　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1日召开成立大会，出席代表12人中有8人是归国留学生。新中国10位元帅中有6位在外国留学或工作过；新中国第一届中央政府主席、副主席和政府委员共63人，在外国留学或工作过的有42人；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7大常委中，除毛泽东外，其余6人均有在外国学习和工作的经历。

　　邓小平提出大量外派留学生

　　沿续近百年的留学传统在“文革”前中断。20世纪50年代在苏联留学的****、李鹏等人，在中国改革开放后成为执政党和政府的领导人。

　　1973年，“文革”进入尾声，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国开始向西方国家派出第一批留学生，杨洁篪和龙永图是那批幸运者中的优秀分子，前者现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后者曾任中国外经贸部副部长。

　　1978年，改革开放拉开大幕，“总设计师”邓小平，这位20世纪20年代留学法国和苏联的留学生说：“留学生的数量要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中国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

　　于是，中国进入了有史以来最为开放的时期，而最大规模的海外留学潮也由此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