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当前汉语中存在的三大问题

　　□詹伯慧(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随着社会发展的步伐，语言自然也在发展变化。面对着发展中的语言，我们的语言规范化工作和几十年前提出的规范化既有一脉相承之处，也必然会有新的内容。语言规范与语言应用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如何把两者协调好？下面就当前汉语应用中备受关注的几个问题略谈个人的想法：

　　中文学习要设“级”吗？

　　关于母语与外语应用中比例失衡的问题。近期由于强调学好外语，便于与世界接轨，出现了一股在各级学校里、乃至于在广大的社会范围内学习外语成风、其狂热程度不断升温的现象。在最近举行的一次全国社会语言学学术会议上，有学者大声疾呼，要注意外语热的背后孕育着宠爱外语而冷落母语的意识。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确值得重视。我们的学校从幼儿园开始就对外语的学习要求步步提升，直到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不断提高到所谓八级的标准。可是，有谁来关注我们的学生，直到大学生、研究生，其中文水平究竟达到什么程度、什么“级”呢？对于中文的要求和对于外语的要求相比之下，确实有点令人担忧！

　　“字母词”不必一概视为乱来

　　对于近期出现一些在汉语中夹杂外语，或出现较多所谓“字母词”的问题。我认为这是语言发展迅速而记录语言的汉字可能一时跟不上所带来的问题，大可不必惊惶失措。应该多做调查研究，区别不同情况作不同的对待。随着文化的开放性日益显著，外来文化的引进和中华文化的输出都是正常的现象。前提是有必要规范，但不必匆忙下结论。用字母拼合成词不能一概视为乱来，那些已经习以为常的，仍可照用无误。当年鲁迅用阿Q这个词，就没有什么人反对，今天像CT、X光、B超之类，以至在日常生活、乃至官方文件中经常遇到的WTO、MTV、MRT、DNA、CEPA之类，也未必会引来多少非议。关键是要防止字母词使用中的随意性，要防止过滥的现象。这方面最好能有一些起引导作用的规则、条例出台。语言的使用总是既要注意规范，又要尊重约定俗成的习惯。党政机关的公文、中小学教科书和影响很大的大众传媒，要尽可能少用尚未约定俗成的字母词，更不能跟风滥用，要在引导使用规范语词方面起垂范的作用。

　　网络语言并不都是垃圾

　　对于近期出现在网络上的一些看似反常乃至稀奇古怪的表达方式，引来诸多非议。这是随着因特网的迅猛发展而产生的，是语言发展中的一种特殊现象。我们也应该冷静对待、客观分析，切忌一棍子打死。有不少网络上常用的词语，是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新词新语，这是汉语不断丰富、不断发展的体现，语言规范工作就应该时刻跟进、及时肯定，以显示语言规范动态发展的精神。至于那些被认为是乱拼乱凑、不伦不类的语言，多出现在网民们的“聊天室”里，例如把妹妹叫“美眉”、把男孩叫“青蛙”、把初上网者叫“菜鸟”，把水平较高的网民叫“大虾”……等等，还有一些把汉字、字母、数字杂揉在一起使用的表达方式，如以TMD表示骂人的粗话“他*的”、以DD表示“弟弟”，以GG表示“哥哥”，以7456表示“气死我了”，如此等等，这些跟规范化语言的表达方式格格不入的“新语新词”，引来了诸多的议论，有人斥之为“对传统汉语的破坏”、“文化垃圾”；也有人持积极扶持的态度，认为这是语言发展中出现的“新鲜事物”，赞扬它们“生动风趣”、“有人情味”。到底应该怎样看待？

　　个人认为：出现在“聊天室”里的这类带有调侃性的语言，实在颇有一点近似“黑话”的性质，只因常在“聊天室”里用这类局外人不好懂的语言来传情达意的网友并非黑社会的人物，我们也就不好把这类聊天室里的语言叫作黑话罢了。只要这一类词语不走出“聊天室”，我们又何须以社会通用语言的规范要求来衡量它们呢！应该好好研究，有所取舍，该接纳的接纳，该清除的清除，不能一股脑儿都视为垃圾，都视为规范汉语所不容的。

　　对待当前语言应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应该有所分析，有所区别。在语言规范化中，不要动辄扣以“语言污染”的帽子，要防止乱挥“警棍”的行为。语言文字工作者不要老是当语言警察、语言法官。要少当语言的警察，多当语言的导游，把人们带进绚丽多彩的语言海洋中，让人们尽情享受语言世界的乐趣。(责编：吴小攀)

　　正方意见

　　保卫汉语就是保卫祖国

　　□马庆株(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

　　汉语面临英语的威胁，她的纯洁性正在受到破坏，她的地位正在动摇。我国的语言主权正在丧失！

　　小学体音美、中学数理化用英语教学，是哪家的规定？这种规定违反了多部法律！对照法律条文，想想义务教育阶段，强迫教师用外国语教体音美、数理化，不是违法是什么？如果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讲课费就少，这不是妨碍公民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权利吗！这不是明目张胆降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地位吗！降低汉语地位就是降低我们国家的地位。

　　外国语教学是需要的。改革开放需要外国语，应该学习外国语，但外国语教学语种一定要增加，逐步增加，做到外国语教学语种多样化，以适应世界多极化的需要。我只是反对只教学英语，认为只推广英语是错误的。推广英语到了不顾一切的程度，就更令人难以理解了。

　　教学语言是国家主权，丢掉教学语言权，将导致整个国家主权的丧失！中国的汉英双语教学是有极大的隐患的，已经到了威胁国家安全的地步！伊拉克被英国统治几十年，英语普及了，美英澳联军到伊拉克没有语言障碍，伊*出了不少。伊拉克的亡国不是惨痛的教训吗？难道存心让中国重蹈覆辙？

　　中小学应该禁止英汉双语教学。大学盲目搞双语教学也不可取。我不反对少数课程搞一点，但决不能在面上推开。这会降低国家通用语言的地位。什么时候才能真正依法治国？法律摆在那儿，就是我行我素，什么原因？利益驱动！双语教学是向学生家长敛钱的办法，校长、教师都增加收入。利欲熏心的一伙人为了私利不顾国家利益。

　　世界上再也没有像中国人这样不重视自己的语言的了。这场讨论是关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地位的讨论，是维护还是违反国家法律的讨论。结果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如果让英语取代了汉语，中国还是中国吗？有人说汉语不会丢弃，但降低为像许多小民族语言一样的语言，中国还怎样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个问题不考虑，还侈谈爱国，纯粹是骗人！汉语地位堪忧。

　　保卫汉语就是保卫祖国！

　　(责编：吴小攀)

　　反方意见

　　保卫汉语？庸人自扰！

　　□张伯江(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研究员)

　　“保卫汉语”的说法，我听了觉得有几分滑稽。一个东西，或是自身真到了存亡关头了，或是天下无事庸人自扰，只是它的拥有者主观上失去信心了，才会谈到“保卫”。汉语到了需要保卫的时候了么？

　　作为使用工具的汉语，我看它的肌体还算是健康的。有人说汉语教学快让英语教学给冲了，这真是笑话。学校里英语教育为的是学点基本的英语语言能力，作为第二语言来学习，不花个三五年的很难派上用场；而作为第一语言的汉语的语言能力是我们每个中国人五六岁时候就具备了的，小学、中学乃至大学再开这样的汉语课程，不是把我们的能力贬低得过分了么？还有人反对数学、物理等科目用英语教学，这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这些科目的知识系统原本就是西方来的，国际范围内形成了通行的适合那种知识自身逻辑的表达方式，转换成汉语反倒增加了不小的理解上的障碍，学成之后也不利于与人交流；国人有志在世界上与人竞科学的一日之长，为什么不选捷径还要绕个弯子自找麻烦？

　　还有人担心过多的外语词汇进入汉语就侵害了汉语的健康。从世界范围看，从不借用外来词汇的语言或许还是有的，但无一例外都是使用在不发达的地区人群中。越是国际上所谓“强势”的语言，它的发展中与其他语言的交融就越充分，汉语既然如此地为我们所骄傲，难道连这点胸怀都没有了么？说外来词汇的介入对汉语造成了损伤的人，大多拿不出经得起推敲的论证来，至多是一种情绪所致；据《中国教育报》2004年9月15日的一篇访谈，语言文字专家大都不反对汉语中的外来成分，大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二十年前甚至主张，中文里的外国人名、地名不必音译，“不如干脆照抄原文”。

　　倒要看看呼喊“保卫汉语”的人是要保卫什么。其一是文化传统。保护文化传统是人类的共识，但是不适当的形式上的错位则只会伤害健康的文化形态。古代汉语是我们的文化遗产，但是在现代汉语里大量夹杂文言成分就不是一种现实的态度了。因为文言在今天已经不是活的语言，如果我们嘴里说的跟笔上写的总是存在巨大的反差，那样的汉语可真是病得不轻了。吕叔湘先生说“作文要做现代文，做人要做现代人”就是一种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精神。其二，“保卫汉语”的赞同者很多人主张保卫汉字，这个主张也不可走向偏激。从文字符号系统的经济性和适用性来说，拼音文字的优点显然是多于汉字的，我国政府也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提出了汉字应该改革，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化方向。只不过是鉴于我国的文化现实还不便于一时就用拼音文字取代汉字，但并不能说汉字的优越性已经战胜了拼音文字，事实上汉字的缺点每天都在困扰着我们，制约着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

　　如果说有什么会损害汉语的健康的话，倒是那种对汉语汉字自身弱点盲目推崇的态度，有可能给汉语汉文化造成深层次的伤害。(责编：吴小攀)

　　事件解读

　　我们为什么给中央上书？———原广州市委书记欧初谈文字改革

　　□胡区区　吴小攀

　　□：我们的话题是讲汉语言的发展，既有好的一面，也有掺了杂质的一面。听说您与任仲夷、吴南生、杨应彬、关山月等老同志曾经上书中央，就汉语的繁、简问题提出了看法，当时是怎么提出这个问题的呢？

　　欧初：1997年的时候，我们在增城参加一个活动，其间谈起文字改革的事，我们对文字改革是非常赞成的，但觉得一些具体的做法不是很妥当，即规定一律不准用繁体字，违反了就罚钱，包括街上的招牌、信封等等。当时做得很急促，一个城市接一个城市地搞，1997年的时候应该是轮到广州。那时，我们觉得这个做法欠妥之处在于，如果太过于千篇一律，会有几个害处：一，影响与境外的交往，港澳台和海外华人都还在使用繁体字；二，浩如烟海的古籍可能会消灭，没人懂得看；三，浪费巨大，“粤海地产”为了改一个繁体字就得花费十多万元；四，对历史上的典故很难解释，一些旧招牌如“莲香楼”，毛主席也写了很多繁体字，就没法改。据查，有关规定中就有一条：已故领导人的字可以不改；现任的领导人可以暂时不改。我们觉得这不合适。后来，由我起草了上书，任仲夷、吴南生、杨应彬、关山月等人分别签字。1997年4月6日我们把信寄给当时的总理李鹏，几天后，李鹏办公室的答复回来了，说已经看到信了，关于文字改革方面的情况，李鹏同志很重视，已经批示李岚清同志过问这件事，并且协同国家文字委员会研究办理。

　　后来，我去北京，见到老朋友启功，他是文字改革委员会负责人，我很高兴，我说：这次行了，可以了。他却说：你不要太高兴！事实上也是这样。我给洛溪大桥的题字，署名“欧初”的“欧”字是繁体字，他们就把我的题字全拿下了，改了简体字。我打电话过去问，番禺方面的人解释：欧初同志，你不明白，我们用繁体字要被罚钱，顶不顺了。后来，据说****来广东，谢非问他看没看到几位老同志有关文字改革的上书，他说看到了，他们的意见是对的。最后，我们的意见大概是起了作用了。

　　语言或文字随着时代变化而有所改革，这个我赞成。但在改革中，周总理提出的方针也是对的：约定俗成，一定要等到比较成熟了，大家都习惯了，推行改革的时候就比较顺理成章。

　　语言、文字改革是早已有之的事，草书就是楷书简化过来的。语言、文字是一种工具，传达信息交流思想，但中国的文字还有一种特殊作用，就是具有艺术性，这是其他文字都不具备的，关山月也说“‘广’字神仙都写不好”。文字、语言的统一还有利于民族和国家的统一，维系民族的团结。所以，文字的改革要非常慎重。

　　语言也是如此，特别是广东作为比较开放的地区，吸收一些外来语，早期就有“士的”(拐杖、棍子)、“士丹”(邮票)，近年来更多了。但不是说有了外来语就不要本国语言。

　　□：现在的电脑可以做到繁简互换了。你刚刚谈到一方面要改革，另一方面要慎重，现在是不是太过于放任了？比如，中文夹杂着英文，网络语言对标准汉语的侵蚀，还有日常生活中粤语的独创的写法，等等。

　　欧初：这不是繁体、简体的问题了。现在街上乱写的一些粤方言地区的文字,是不允许的。有的媒体上经常在中文里夹用英文“VS”，50岁以上的人估计都不懂，还有“GDP”、“GNP”都让很多人不懂，为什么不用中文呢？或者能不能在英文后面再加一个中文说明？当然，一些约定俗成的如“的士”就不用解释了。

　　寻根溯源

　　语言的变化是一种时尚

　　□区鉷(中山大学外语学院教授)

　　世间万事万物都在变化，语言也不例外。任何一门语言都包括语音、语法、词汇三大组成部分，即使是没有文字的语言也不例外。与语音和语法相比，词汇变化的速度更快。试想想，每出现一件新事物，就得有新的名词术语来表示，比如“雷达”、“激光”、“解构”、“伊妹儿”等。

　　其次，老词也会有新义。例如“羹”这个词，在现代汉语中意为蒸煮成的糊状食物。可是《史记》写楚汉相争，项羽威胁说要把刘邦的父亲煮熟吃掉，但刘邦不怕，还说如果要煮，就“分我一杯羹”。这里的“羹”却不是糊状食物，而是带汤汁的烧肉块。20世纪60年代初，许国璋《英语》教材第一册有一篇关于大学生活的课文，其中有一句“Wearehappyandgay”，那时候的“gay”是“愉快”的意思，而今天的“gay”则有“男同性恋”的意思了。

　　再者，一个词在用法，比如搭配方面，也会起变化，比如汉语“打”这个动词，以往都没有“乘坐”的意思，但如今“打”字和“车”或“的”搭配，成为词组“打车”、“打的”，这时候“打”字就有了新的“乘坐”的意思了。

　　语言变化的起因有两大方面：一、人使用语言时的一些习惯原则；二、不同语言之间的互动。人在使用语言时会遵循一些个原则，比如省力原则就是很重要的一条。咱们汉语拼音里没有相当于英语中的/v/这个辅音的声母，只有相当于/w/的撮口的声母，所以把英语人名Davis翻译成汉语时只好译成“戴维斯”，以/w/代替/v/。但是，根据在美国的语言学家王士元的调查统计，北京人早已有用/v/取代/w/的趋势了。原因无他，只因为发/v/的音比发/w/的音省力，不必先用劲把双唇伸出聚成圆形。语法变化中的省力主要体现在节省注意力上。例如英语“Youareolderthanme”，这里用“me”在60年代算是错的，应该用主格人称代词“I”。今天大家却可以用“me”了，因为按常规的句子结构，这个位置是宾语的，所以用“me”这个宾格人称代词可以少费思量。词汇变化的省力则主要体现在简约化。例如跳迪士高在汉语简称“蹦迪”。

　　另一条很重要的原则是礼貌原则，即使用语言进行交际时要顾及对方的面子及承受能力。所以明明是指偷东西，在超市里会有委婉的新说法，就是“高买”。

　　现在谈谈不同语言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方式可以是和平的，也可以是暴力的。

　　和平方式的互动包括翻译、旅行、通婚、通商、移民、外交以及其他温和的文化交流，在此过程中一门语言受到另一门语言的影响。毛泽东提出的“纸老虎”(pa鄄pertiger)现在已被收入英语辞典。英语中的一些有关中国烹饪的词语如“wok”(镬)、“chowmien”(炒面)以及其他与中国文化有关的“yinyang”(阴阳)、“kungfu”(功夫)等词语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引入的。另外，方言逐渐进入官方语言，比如广州方言的“炒鱿鱼”、“的士”等词语已经被收入《现代汉语词典》，正式成为普通话用语。

　　暴力方式的互动包括异族入侵以及其他强制性的文化交流。在这方面英语有很典型的例子。公元43年起，古罗马皇帝Claudius带兵占领了英国中部和东南部，这一军事占领长达300多年。今天英国城镇中凡是用“chester”结尾的都是在当年罗马占领军的营地或营地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因为罗马人使用的古拉丁语中“castra”是“军营”或“营地”的意思。后来英国东北部又曾被丹麦海盗占领，于是凡是名称以“-by”结尾的村镇都是丹麦人占领过的地方，因为“-by”在丹麦语中意为“村镇”。更有趣的一种现象是英语中一些家畜的名称和它们的肉的名称是不一致的，例如：猪叫做“pig”或“swine”，猪肉则叫做“pork”；羊叫做“sheep”或“goat”，而羊肉却叫做“mutton”。原因是英国曾被诺曼人入侵并占领，英国老百姓要伺候诺曼贵族，为他们养猪放羊，于是猪、羊的名称是地道的英语，而享受猪肉羊肉的诺曼贵族则用他们的本族语去称呼这些食物，于是出现了这种现象。这在英国小说《撒克逊劫后英雄传》里有描述。

　　语言的变化会像流行服饰一样成为社会上某一部分人追逐的时尚。

　　我花了如此多的口舌来阐述语言的变化，无非是想表达一种观点：语言有变化是正常的，变化中的语言才是有生命力的、鲜活的语言。没有必要把这些变化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以至于要保卫它的纯洁。当然，假如有人利用语言政策来企图强行改变另一部分人的文化身份，就像法国作家都德所写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所描写的那样，那就不能掉以轻心了。(责编：胡区区)

　　观点回放

　　今天的青年人要掌握繁体字？

　　近日，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撰文，建议在小学选读繁体字。争议随之而来，反对方认为传统文化并不一定非以繁体字为媒介，况且，如此艰深的学问有专业人士足以，不需要人人皆通。

　　●正方：建议在小学选读繁体字(茅于轼)

　　从1950年代末推广简体字以来，应该说，大大地节约了书写的时间和劳动，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然而，当前计算机的使用范围越来越扩大之后，书写的机会减少了，简体字的优点就不明显了。因为不论简体字繁体字都是按一下按钮，完全没有区别，而简体字的不足却越来越暴露出来。

　　我国是一个有悠久文化和历史的大国。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非常丰富。它们全都是用繁体字保留下来的。近40年内地虽然在将文献的繁体字转化为简体字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是和所保留的全部文献比起来，只是很小的一部分。由于新一代青年人不识繁体字，阅读古文献很困难，就不愿意接近它们，结果使得中国伟大的古文化和广大人民相隔离。

　　世界上还有几千万华侨，他们中用繁体字的人占多数。他们的方便也应该被注意到。由于海峡两岸分别使用简体字和繁体字，文化交流便受到障碍。大陆出版的书不能直接在台湾等地出售，台湾出版的书也不能在大陆出售。要想出版都要先改版，造成很大的浪费。如果文字统一，可以节约大量改版成本。

　　因此，我建议在小学校中可以选读繁体字，让两种文字平行使用。(2004年3月11日《南方周末》)

　　●反方：“小学选读繁体字”值得商榷(李清)

　　繁体字也不意味着等同于传统文化。不少每日使用简化字的人，照样深得传统文化的熏陶。如果分别用简化字和用繁体字来阅读同一篇古文、同一首唐诗，作品的文化意蕴对读者的影响几乎微乎其微。而传统文化通过电影、电视等多种方式植根民间思想观念与生活方式当中，但不一定要借助繁体字作为媒介。

　　至于说海峡两岸文化交流障碍的情况，实际上阻碍两岸文化交流的因素有很多，不仅仅是由于所用文字繁简不同的缘故。(2004年3月13日《羊城晚报》)